2017年11月，《沙汀文集》由四川文藝出書社出書刊行，取得普遍好評，翌年3月即重版刊行。該文集包含小說、散文、陳述文學、腳本、文論、日誌、手札和回想錄，共十卷十一冊。比擬于上海文藝出書社出書的《沙汀文集》，這是一次頗具意義的編纂出書運動。正如其《出書闡明》所言：它“收錄了沙汀自一九三一年從事文學創作以來所可以或許彙集到的所有的作品，含作者生前未編集和未頒發的作品、手札、日誌等。”這個新版的沙汀“文集”，不只增添了之前未收、未頒發的作品、日誌和回想錄等外容，並且初次結集出書了沙汀致友朋的手札，史料價值頗高，無疑有助于我們進一個步驟熟悉沙汀文學運動業績。
《沙汀文集》第八卷為手札卷，收錄了沙汀與艾蕪、巴金、茅盾、王西彥、高纓、李定周、李濟生、李小林、李致、蕭珊、周克芹等親朋素交的通訊，凡共554封。此中，沙汀致李致就有51封，時光跨度是1977年到1989年。值得留意的是，中心有兩封是編者未能斷定詳細題名時光的手札。前一封是寫于1977年，題名是“本日”，詳細時光不詳。后一封標誌為XX1131，詳細的寫作年份未知。
據查，四川國民出書社2019年6月出書了《李致文存》，第五卷是手札集，也收錄了沙汀致李致的手札，時光跨度為1978年到1989年，合計47封。與《沙汀文集》第八卷比擬，它不只少了4封，並且也沒有收錄1977年的任何一封手札。由於《李致文存》第五卷，沒有收錄1977年沙汀致李致的手札，所以那封題名“本日”的手札（77XXXX），詳細寫作時光，至今存疑待考。而那封沒有寫作年份（XX1131）的手札，《李致文存》第五卷明白標誌為“1978年”所寫。
由於李致是這封手札（XX1131）的收信人，《李致文存》的編纂職員，完整可以依照原件的信封斷定寫作年份或徵詢李致自己后收錄。并且，《李致文存》比《沙汀文集》出書時光晚兩年多，確定是有所講究的。所以，這封信（XX1131）的寫作年份很年夜能夠是1978年。當然，編者未能給出必定的說明，也是值得論證一番的。有鑒于此，筆者盼望經由過程釋讀此信內在的事務的經過歷程中，順此驗證這一判定。為了闡明的便利，現將全信抄寫如下：
XX1131
李致同道：
前日曾寄杜谷同道舊照十一張，以備你們選用，想來已了解了。茲又寄陳全集題記修正稿一件，看您核閱后轉交李定周同道！他沒有出差吧？乞代為請安！祝
冬安
沙汀
十一月、三十一日
在所寄照片中，在北京室第陽臺上和兩個孫子合拍的一張，盼望能被采用！不論哪一冊都可以。又及。
比擬于《沙汀文集》第八卷，此信（19781131）支出《李致文存》第五卷時做出了某些“轉變”，編者不只仔細校訂了沙汀書寫的一個過錯：“盼望能被采用”的“被”字，原為“備”，並且特殊注釋闡明“陳全集”是指《陳翔鶴全集》。可見，支出《李致文存》第五卷時大要是依照了手札原稿抄寫的，或徵詢了李致，或是編者留意到前后手札內在的事務而得出的結論。但是，《沙汀文集》第八卷中，此信“祝冬安”是“冬安”零丁成段，而支出《李致文存》第五卷中倒是“祝冬安！”，不只成為一段，加倍有感嘆號。《沙汀文集》第八卷寫的是讓李致向《沙汀全集》的義務編纂李定周“乞代為請安”，《李致文存》第五卷中卻沒有潤飾詞“乞”字，同時最后的“又及”，也被改為“又啟”，并空行零丁成段書寫。依照沙汀其他手札最后的凡是寫法，大要率應當是“又及”。這般之分歧，大要是抄寫編纂環節呈現了題目，也有能夠是編纂的分歧編纂方針所致。可是從函件的書寫格局來看，《沙汀文集》第八卷能夠更為適當。不外，借使倘使從函件的原初性或真正的性斟酌，則《李致文存》第五卷或許稍勝一籌。固然《沙汀文集》編纂組也說，“部門卷次（如日誌、手札卷）據手稿收拾，為了忠誠于作者原意，表現其原貌，對此中辨識不清者，不妄加臆斷，以缺省號‘·’示之。”可是，顯然《李致文存》編纂組是不會事出有因修正錯別字和排版格局的。當然，這些并不完整影響整封手札的意義表達和信息傳遞，所以詳細為何呈現這般的版本差別，需求校訂手稿，才幹賜與更實在的答覆。
在此信中，沙汀告訴了李致兩件事：一是確認寄給杜谷同道舊照的收寄情形，并彌補交接，盼望采用本身“在北京室第陽臺上和兩個孫子合拍的一張”；二是寄上“陳全集題記修正稿一件”，盼望李致核閱后轉交給李定周。此信中所提到的人：杜谷，是那時四川國民出書社副總編纂、編審、詩人，出書有《土壤的夢》等作品；李定周是四川國民出書社的編纂，是“古代作家全集”叢書的編纂擔任人之一，《艾蕪文集》和《沙汀全集》的編纂出書任務，他都是主要的介入者。沙汀將其舊照寄給出書社，很有能夠是為《沙汀全集》的扉頁上記憶供給材料。
1981年5月1交流6日，《國民日報》的“文藝出書簡訊”中提到：“本年是沙汀、艾蕪同道從事創作運動50周年。為了留念這兩位老作家對黨的文藝工作作出的進獻和辛苦創作的功勞，四川國民出書社擬從本年起陸續編纂出書《沙汀全集》和《艾蕪全集》。”《沙汀全集》在沙汀與四川國民出書社“快要一年的商量”后才于1982年7月正式出書第一卷，凡共四卷，1984年出齊，包含小說、散文、陳述文學、日誌等約一百二十萬字，此中諸多篇什是經沙汀當真修訂后的文本，可以作為定本對待。那時，李致也曾請沙汀改出“文集”，但被他直言拒絕。沙汀回應版主李致說，“李劼老該出個文集。艾蕪批准，當然也應當出。我可不克不及批准，——等我翹了辮子后看吧。”可是，后來沙汀仍是接收了出書“文集”的提出，只不外是由上海文藝出書社出書。1988年，《沙汀文集》第1卷出書，1992年7卷本《沙汀文集》出齊。但查閱《沙汀全集》可知，他和孫子的合影相片，卻放置到了1984年8月出書的《沙汀全集》第四卷。并且，編纂部最后沒有選擇沙汀在北京那張三人合影，而是選擇了他在成都赴京之前與外孫劼挺合影的照片。
沙汀在信中所說的“陳全集”，顯然是一個簡寫。按《李致文存》對此信的注釋闡明，以及經由過程現有出書沙汀致李致往來手札可知，現實應為《陳翔鶴全集》，其出書謀劃任務泉源可以追溯到1978年。“文革”停止后，四川國民出書社在李致掌管下，當真踐行“安身本省，面向全國”的出書方針：一是積極出書反動魁首人物的詩文和列傳；二是邀約古代有名作家出書“近作”單行本；三是盛大地發布四川籍老作家的“全集”。特殊是后者，沙汀死力同意四川國民出書社“留意出書四川處所作家的全集”，以為“不少省區都出全國性的全集，就頗有重復之感”。李致當真吸納、多方斟酌相干看法，后來更是在巴金等人的提出下，積極謀劃出書“古代作家全集”叢書，構成頗具特點的出書選題，推進著四川出書文明工作的繁華和成長。這套“古代作家全集”叢書，力求從作家的全部創作生活中選出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以川籍老作家為主線，兼及古代有名作家，從而構成了邵子周、周文、林如稷、羅淑、何其芳、陳敬容、陳翔鶴、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沙汀、艾蕪等四十多位作家的全集，表示出一種全體性的文學史選本取向，意義嚴重，影響深遠。
作為四川籍右翼作家代表之一的沙汀，不只是“古代作家全集”叢書的作者，並且是極為主要的幕后推進者。李致在打算出書《陳翔鶴全集》前后，就曾屢次向沙汀就教相干事宜。1978年8月4日，沙汀在致李致的教學手札中談到，“出一本陳翔鶴全集事，我很同意，且已托人向馮至談過了。他也很興奮，表現愿意和磋商著編選這本集子。”并且過了十多天（8月16日），沙汀再次向李致表現同意，以為“出一冊《陳翔鶴全集》，好。”同時，他還向李致提議，“能否也可斟酌出一冊陳煒謨的全集、一冊林如稷的全集呢？”但不知何以，最后“古代作家全集”叢書中，有《林如稷全集》，卻沒有《陳煒謨全集》，真是遺憾之至。
由此可見，李致所推進的“古代作家全集”叢書編輯運動，對于編選對象是相當有針對性的。它并不是包含一切川籍老作家，也不是一切古代著名作家，而是有必定的汗青與實際緣由斟酌后的作家選擇。由於陳翔鶴、林如稷和陳煒謨都是“淺草社”的主要倡議人，文學成績都在20世紀二三十年月獲得必定承認。新中國成立后，他們亦均在國度的文明、教導部分任職。但陳煒謨因病于1955年9月去世，而陳翔鶴、林如稷則都經過的事況了“文革”的腥風血雨。陳翔鶴逝世于1969年4月，林如稷去世于1976年12月。所以，在1978年前后，選擇出書陳翔鶴、林如稷兩位作家的全集，不只具有依靠哀思、留念逝者的意義，並且顯明流露出某種實際政治認識形狀的偏向。
《林如稷全集》由四川文藝出書社于1985年8月出書，義務編纂朱成蓉，封面design陳世五。艾蕪為該全集作了“序文”，此中開頭談到：“林彪‘四人幫’橫行時辰，開辦黌舍，糟踐常識分子，害了我們的國度，害了我們的平易近族。林如稷算是千百萬不幸的常識分子中的一個。從他的暮年，可以看見我們常識分子不幸的詳細情形。”異樣，陳翔鶴由於頒發《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等汗青小說，被批評為“狠毒的進犯黨的廬山會議”，試圖“經由過程汗青題材，用隱藏波折的方式停止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宣揚”。在極“左”思潮的批評下，最后陳翔鶴逝世亡，直到1979年4月12日中國社會迷信院才為其舉辦悲悼典禮。1983年，陳肇世還在《國民日報》上慎重發文悼念陳翔鶴，回想陳翔鶴的為人和平生的主要業績，稱“翔鶴教員平生，生不逢辰，不掉其赤子之心；正派，仁慈，無愧墨客真臉孔”。黃秋耘也密意撰文，特教學殊指出陳翔鶴高尚的精力品德：“每當我想起翔鶴同道廉潔、正派的生平以及存在于我們之間的那一段深厚的友誼，我總覺得有一股抵禦‘隨風轉’的氣力。”所以，李致當令發布《陳翔鶴全集》，很年夜水平上是一次無力地支撐政治作家平反的行動。正如鐘敬文那時為陳翔鶴寫的挽聯所示：“戰友誼殷，昔心憶興編《遺產》；文章冤洗，同道今齊唱《挽歌》。”
1979年10月11日，沙汀專門寫信告知李致與出書社二編室擔任“全集”任務的同道，他和馮至顛末當真商討后，決議“請文研所姑且抽調了白鴻同道擔任專門集輯、收拾陳翔鶴同道的作品”，由於白鴻作為陳翔鶴活著時的助理，比他們更為清楚陳翔鶴，家眷也是極為信任白鴻的，所以，關于《陳翔鶴全集》編選的詳細題目，出書社可以直接聯絡接觸白鴻。當然，沙汀并非就此不論《陳翔鶴全集》編選出書的工作，他也屢次提示編選的留意事宜，要在編選《陳翔鶴全集》前后，“征求有關方面”的“看法”，以此確保不出年夜的錯誤。顯然，這重要是從政治角度的斟酌，而不是編選細節、規范的題目。是以，他也承諾在不久后擬出詳細的編目，助推《陳鶴翔全集》編選的成行。他致李致的手講座場地札中說“茲又寄陳全集題記修正稿一件，看您核閱后轉交李定周同道”，表白沙汀為《陳翔鶴全集》寫了“題記”，就是最好的證實。
《陳翔鶴全集》固然詳細的編選義務由白鴻擔負，可是編選的政治認識形狀的把關任務以及全集的序文等事宜，李致仍是充足地征求沙汀、馮至等人的看法。此中，馮至不只供給編選的看法，也承諾為《陳翔鶴全集》寫作序文。1979年2月8日，馮至在致李致的手札中談到：“《陳翔鶴全集》已選定。我由於太忙，‘序’還沒有寫。約鄙人月（三月）可以將選稿及‘序’一并寄上。”果不其然，《陳翔鶴全集》的“序文”的末尾寫到“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旬日于北京”，也就是馮至在3月20日于北京寫好“序文”，並且此文三個月后頒發在昔時6月份的《文學評論》上。其末尾提到“文革”后，“翔鶴的生前老友還經常談到他，悼念他，并提議出書他的全集，于是從往年十月，在大師配合掌管下，由跟翔鶴一路任務過很多年的白鴻同道經手編選出這部全集”。可見，其所說的是沙汀十月國慶前后與馮至有談及此事。馮至和陳翔鶴同是“淺草社”成員，私情甚篤，所以他對此事相當慎重。6月2日，還寄往《陳翔鶴全集》的矯正稿，告訴“前打印稿作廢。復排、校訂，請以此矯正稿為依據”。
1980年2月，《陳翔鶴全集》由李致掌管的四川國民出書社出書，義務編纂李定周，封面design陳世五，訂價1.31元，初次印刷合計4萬冊。全集分小說、書評和散文三部門，合計18篇文章，“小說”包含《悼——》《不安的魂靈》《傅校長》以及《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等12篇，基礎彙集了陳翔鶴主要的小說作品，“書評”則是《讀〈艾蕪短篇小說選〉》《〈離婚〉初探》《山高水遠》等3篇，“散文”是《悼念與悲悼》《李劼人同道二三事》《關于“沉鐘社”的曩昔此刻及未來》等3篇，都是比擬主要的史料性文章。當然，這個全集也有遺珠之憾。林辰就談到：“小說部門，我認為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年夜系小說二集》中所選翔鶴的《See！……》和《西風吹到了枕邊》二篇，應該補進。散文部門，更顯得薄弱”，《郁達家教夫回想瑣記》和《饑餓》“兩篇主要的散文”也應當進選。
綜上所述，從《陳翔鶴全集》出書顛末可知，沙汀11月31日致李致的這封手札只能夠是1978年或許1979年。并且，從其信中說“茲又寄陳全集題記修正稿一件”也可知，其之前曾經寫就了《陳翔鶴全集》的“題記”，可是不久之后又有所矯正，所以沙汀此次聯絡接觸李致，闡明這時應當是1978年，還處于一個準備階段，之后沙汀和馮至聯絡接觸，請白鴻相助收拾，他們只提看法和寫作序文等任務。假如是1979年，那么對于1980年2月出書的《沙汀全集》第一卷，顯然時光上是不答應，並且也不合適工作的成長次序和常理。故而，《李致文存》第五卷將其認定為1978年的手札是對的的，編纂能夠是依據原件的信封斷定的寫作年份。由此，《沙汀文集》修訂重版，或許《沙汀選集》編輯出書時，這封手札就可以放置到適合的地位了。